文艺批评 | 吴俊：一本“导读”而成的书 ——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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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吴俊教授的新著《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本文为作者自述写作缘起和鲁迅生平简述。这本著作动笔于2020年疫情期间，原本为中学生做的一篇《朝花夕拾》的导读文章，进而写成了一本十二万字的小书，在重重媒介遮蔽本性与本真，鲁迅研究话题极端现象频出的时代，吴俊老师尝试用一种朴素的方法回归文学鲁迅和鲁迅文学，将人文审美经验汇入到叙述之中，以文论文，以文见人，以人证文，以人见事，既以文体修辞行文的解读为中心，又兼以呈现作者鲁迅的生平风貌、大节主流，主要目标则是在文学叙述上体会鲁迅写作的艺术技巧，在宏观面向上看清鲁迅的人生道路走向。因此，该著有对《朝花夕拾》的分篇解读，又有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这是一本特意用朴素自由的方式阅读和讲述鲁迅及其文学的书——用最简单直接而显豁的史料、经验，首先是鲁迅的文字，来客观呈现他的人生基本面向和写作主流取向，回答和明确鲁迅的人生经历、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他的政治态度及现实选择的一系列最为相关性的重要问题。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感谢吴俊老师和《文艺争鸣》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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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

一本“导读”而成的书 

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

这部书稿的成因非常偶然。2019年的某天，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来电，命我写一篇《朝花夕拾》的导读文章，只要两万字，是给中学生看的教学辅导通俗读物。我没加考虑就答应了。过后才明白这是一件难事。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写这篇文章。这就拖了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动笔。没想到，很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且，疫情到现在还没结束。疫情把世界分成了两截，这篇文章跨越了两个时代。好像也该结束了吧，我才写下了这篇序言。

疫情改变了我的生活。2020年上半年，很长时间，我几乎不用像往常那样去办公室上班了。上班除了开会，免不了一些无事生非似的乱事接踵而至。好消息少见，坏消息总也不断。无穷无尽的烦事，令人气馁。感觉生命就要在这无聊颓丧中耗尽了。躺平虚度生命也比这更有意义啊。于是，这本书就在我的心里萌芽了。开始，只想着趁空刚好完成文贵良教授布置的任务。写过几篇后，忽然有了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我发现自己从未这样写过文章，从未这样写过鲁迅，从未这样写过文学批评。而且，刚开始写不久，我就预感会超出规定给我的篇幅字数。每篇都越写越长了。既如此，为什么不写成一本书呢？这会是一本有点挑战性的又能满足我兴趣的新书。写法上如何还是小事，对我也许更有点心理和精神上的救援作用。疫情给了我暂停的机会，能够面对和考虑生活方式的意义问题。这本书的写作又使我得到了一种情绪和心理上的缓释，我想应该和眼前的世界保持、拉开一些距离了。如愿以偿，最后，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写成了一本十二万字的小书。

疫情，促使我有了一点新的感悟。人际接触减少了，连开会和上课都只能采用视频形式了。这是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新生态。一方面是隔绝，隔绝生命的威胁；一方面是连接，千方百计地连接和沟通。隔绝和连接所凭借、所必需的技术环节都是媒介，广义的一切媒介手段和程序。从技术到制度到观念，新的世界和世界观跟着呼之欲出。疫情使互联网的时代真正进入了互联网的世界。这只要看电商的发达就会很清楚了。新世界成形了。由隔绝而催生连接，似乎是互联网新媒介的胜利。但恐怕新世界就此陷入了更悲观、更深刻的隔绝。互联网新媒介在连接的同时，更加证明了世界和人际的隔绝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深重了，积重难返。我们和世界、我和你之间已经无法不依赖五花八门的重重媒介而产生关联。本真和本性淹没、消失在了无所不能的技术手段中了。甚至，你不能不丧失自己的所有隐私权。技术便利和商业利益的自信与贪婪，遮蔽了一种本质：一切媒介及其功能的无穷开发，正是人类心底绝望自虐的象征。而且，这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惯性加速度在朝着无底深渊坠落。那么，人间人性的朴素又如何表达呢？单纯的生活还有可能吗？精神和情思的纯粹性、崇高性还有吗？

我忽然明白、觉悟了，给中学生写一篇导读的文章，进而写一本通俗的书，其实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尝试用朴素的方法回归文学，回归鲁迅；用朴素的方法回归文学鲁迅和鲁迅文学；也是回归我自己的生活。若干年来，鲁迅的话题在高校学院和自媒体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各种极端现象，捕风捉影的信口开河，深文周纳的烦琐论证，异想天开的强制阐释。总以为当代文学批评难免恃才炫技、逞强斗狠，不承想鲁迅研究既支持“胡说八道”，也更适合学术内卷，唯独少了一点文学感受、文学欣赏、文学理解、文学情怀的人文审美经验的阐发和交流。难得这本书给了我从《朝花夕拾》开始鲁迅文学审美阅读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机会，就从《朝花夕拾》的分篇解读开始，以文论文，以文见人，以人证文，以人见事，既以文体修辞行文的解读为中心，又兼以呈现作者鲁迅的生平风貌、大节主流，主要目标是在文学叙述上体会鲁迅写作的艺术技巧，在宏观面向上看清鲁迅的人生道路走向。因此，在分篇解读《朝花夕拾》之后，又有了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本书第一部分）的设计。

《朝花夕拾》封面（鲁迅书写书名，陶元庆绘画）

我把《朝花夕拾》读作鲁迅的文学个人史，兼有文学性叙述和个人史回忆的双重性。文体行文的修辞术当然首要关心，个人生平方面也须有基本和扼要的把握。《朝花夕拾》的文体和内容的限制性特点启发我在踌躇良久之后终于有了顿悟：以个人编年体简谱为经，系之以文学笔法的传述和释论，成就一篇与《朝花夕拾》的文体和精神特点相当、匹配的鲁迅传述。鲁迅不失其亲切面目，我也获得了最大自由。重要的是，有关鲁迅的历史和思想的文学性表述有了可控发挥的形式。其实，古代史著中这类编年史体例很是常见，最早最著名的伟大典范就是《春秋左传》吧。只是我把它用来传述人物了。请原谅，这个类比举例并不恰当，我并没有妄自攀附之意。只想说明本书第一部分的人物传记体例，其实是有来历启示的一种自觉发挥而已。

本书最早成文的是第二部分《朝花夕拾》分篇解读，后来一边润色一边就在《写作》杂志上连载发表了。我担心这种通俗写法是否有意义。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是在浪费公共资源。其中最不好处理、我也没把握的一个难点是专业学术的通俗化表达问题。期间，《写作》编辑宋时磊老师的鼓励给了我信心。他有一次说：“特别是这种既有学术内涵，又相对通俗的解读方式，是应该倡导的一种学术写作风格，是我们一直希望找寻的样本，您是‘理想的作者’。”看了这话我就很开心，真愿意信了，如释重负。不管怎样，总不至于使刊物难堪吧。否则真是太对不起了。在此鼓励下，我写完第一部分后，也同样有了试试先期连载发表的念头。非常感谢《写作》方长安主编和宋时磊老师、《文艺争鸣》王双龙主编和张涛老师的宽容、慷慨的帮助。

与第二部分的《朝花夕拾》分篇解读相比，第一部分的简谱和传述是更加全面贯穿性的我对于鲁迅平生的系统看法。应该说，内容上第一部分要比第二部分更有学术性的加持，重要史实和事迹说法都有原始文献依据，涉及的学术观点、论述方式，皆系个人看法；如有旁涉他人之说，尽量提示，较新之说，尤在行文中说明。因为文体体例并非学术专著，注释文献之类就不再一一援例，但并不敢因此有任何学术失范或掠人之美问题的发生。

这是一本用朴素、自由的方式阅读和讲述鲁迅、鲁迅文学的书。在我看来，近年有些学术层面操作成的所谓复杂问题、深刻问题、新鲜问题，其实并不出自专业常识范围。甚至，就是假问题而已。我所谓朴素和自由的方式，就是用最简单、直接而显豁的史料、经验，首先是鲁迅的文字，来客观呈现他的人生基本面向和写作主流取向，需要回答和明确鲁迅的人生经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站位与立场，尤其是他的政治态度及现实选择的一系列最为相关性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理解鲁迅（文学）所必需的前提、框架和逻辑，也是关键，学术性的具体论证倒并不是本书的主体和主题。我还没有充分的把握认为这本书的写法是成功的。既然文贵良教授的单篇文章约稿最终促成了这本书，也许它的修订本会有理由是另一种样子。姑且先看这本书，其他的以后再说。（文字有删减）

2021年梅雨之季写于沪上闵浦北桥

一、

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之一）

·生平简谱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原名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山（后字豫才）。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于当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始用“鲁迅”笔名。

1887年起，入塾开蒙读书，接受传统教育。1893年秋，祖父“作弊”科场案发入狱，家道由此迅速败落。鲁迅一度离家避难。父亲抑郁连年重病。1896年10月，父亲病逝，终年36岁。（“简谱”主要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

·文学传述

鲁迅的人生转折，甚至说开启，始于1893年秋他祖父（周福清，1838—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1867年举人，1871年进士）科场案的发生。这年鲁迅12足岁。此前种种家族遭遇经历，应该说和鲁迅并无直接关系。科场案也就是科举考试作弊案。祖父试图用银票买通“同年”考官给自己的儿子和家族子弟五人开后门考中录取，还周密约定了试卷上的作弊记号。同年即同科登第的科考生，就是和鲁迅祖父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同学”，这位“同学”恰是今年的主考官之一。同年关系是宗法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之一，往往结成利益相关群体，彼此甚至还有着道德约束含义。如麒派名剧《四进士》中的主要人物关系就是同年。但不承想这次贿赂过程中出了意外，导致作弊案败露。科举考试是朝廷选拔治理国家的精英人才和各级官员的考试制度，有点像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根本上也是国家政治制度设计，而非单纯的文化知识考试。所以历朝对于科场案犯一向严惩不贷，甚至还有株连惩处的，主犯要犯按律当斩，不会姑息、没有侥幸。此类案件在清代也有先例。祖父因此系狱也就有了丧命之虞，恐怕难逃死刑。这使周家立即发生了几大变化，并直接影响到了鲁迅此后的人生轨迹和命运走向。

一是为保祖父性命，周家耗费了大量家产打点官府上下，以各种理由徇私说项，争取逃脱死刑。这样拖延了一阵，判决终于下来了：斩监候。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后于1901年开释，1904年去世）可见大凡到了一个朝代的末期，国家政治和法制已经坍塌，人情利益腐败盛行，风气崩坏成为普遍现象。只是周家虽说保住了家长老太爷的性命，名声却坏了，而且家产耗去大部分，眼看着家境就衰向了破落户，即鲁迅说的堕入了“困顿”之家。祖父后来多年系狱在杭州，成为威胁家族安全的一颗定时炸弹。家门如此一垮，鲁迅的少年时代就这样从富家少爷迅速堕落为“破落户子弟”。

二是科场案的判决惩罚直接影响到了鲁迅的父亲（周伯宜，1861—1896，本名凤仪）的科举和仕途前程，他被剥夺了从科考一途进身官宦的资格。这对一个耕读世家、官宦之家的子弟而言，正途出身就没有机会了——周家实际上就此被抛离了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和文化轨道。而且，周家成了道德荣誉的负面典型，免不了背负社会的压力和歧视。这就不难想见鲁迅父亲的郁闷心衰是如何深重，无怪乎很快就生了大病。身心俱劣，拖不过两三年，郁郁而终。享年仅36岁。呜呼哀哉！遗下弱妻幼子喘息在清贫的生活中，不算早夭的幼子，三个孤儿中最年长的鲁迅也才15岁。特别是对家庭经济的再度重创，因为不得不花钱治病，又几乎耗光了家里的所有产业积蓄，不得已还时常要与当铺打交道，饱受了世间的冷眼和蔑视。这对作为周家长子长孙的鲁迅而言实在是经济困窘和心理折磨的多重严酷打击。经此屈辱历练，鲁迅可以说看清了世人的真相。

三是科场案发，有可能牵连累及家中男丁，周家子弟为保安全外出避难，鲁迅也逃难到了乡下母亲娘家的亲戚家托庇暂住。于是一种说法是鲁迅由此体验、明白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实况和思想感情，这当然很正确。还有一种就是鲁迅由此切身体验、明白了社会人情世故和自家个人命运的残酷真相——他被亲戚乡人鄙视辱骂为“乞食者”，也就是来讨饭吃的。鲁迅晚年在自传中提到了这一遭遇，可见记忆不可谓不深刻了。是呀，这对正经人家而言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所以也就不难感受到鲁迅作品中大凡提及故乡“S城”的人，几乎都少有好感，相反地，多数是贬义词。顺逆之境的巨变中，最能见出真实的人心善恶，最能从中看透世道叵测的深浅；也最能磨砺人的性格意志，最能熏陶人的心理情感取向。生活的切身体验教训、教育了少年鲁迅，他后来的“走异路、逃异地”正有着生活实际的原因，何况周家已经不可能在故乡重新获得中兴门庭的荣耀了。故家的败落、个人的耻辱、生活的艰辛……种种不堪遭际，后来都在鲁迅作品（尤其是《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中表现了出来。一腔幽怨，一肚苦水，满心的郁愤，滴滴沥沥，诉不尽的肺腑衷肠。相比后来二弟周作人的故家回忆文字，鲁迅的悲愤沉痛是压抑在心底里逼渗出来的。

四是祖父系狱、父亲死后，长子长孙鲁迅的家庭责任和个人未来的思考一下子成为眼前必须作出抉择、决定的首要问题。显然已经不可能再沿着传统惯性轨道继续生活了，好在中国近代的维新变革时势提供了新的出路和机会。正是读书深造的年龄，那就是到新学堂去求新知识，尝试一下新的人生前途吧。即便前途未卜，也值得舍身一试。斟酌权宜之下，最合适的去向就是南京了。历史证明了这一抉择的正确性和关键性。鲁迅正是在南京开始了思想眼界和胸襟气魄的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过程。值此百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鲁迅选择了走向新世界的未来道路，这也是他对于自己的责任担当。鲁迅之成为鲁迅，当有其不得不然的客观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主观抉择。他明白必须告别旧世界了。与故乡的诀别，成为他的人生抉择的负面动力。而根由正可以追溯到祖父的科场案和父亲之死。从家庭人伦权力关系来看，鲁迅走向新世界的自由之身也是一种不幸命运的安排，但他从中获得了与命运搏斗的机会和动力，最终成为战胜命运、主宰自身命运的胜出者。

家庭的屈辱、不幸和失败，遭逢历史变局的时代，就这样不期而然地成为鲁迅迈出博弈人生第一步的第一推动力。

吴冠中，1997年油画《鲁迅的故乡》

·生平简谱

1898年5月，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同年10月，改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在矿路学堂期间，读到了严复译述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大约同时，还阅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林译小说”名著。1902年1月，毕业于矿路学堂。当年3月，被批准赴日留学。从南京经上海于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再转去东京。4月30日，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其间参与筹组、创办了浙江同乡会、《浙江潮》月刊，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活动。

1903年3月，剪辫并摄“断发照”。有《自题小像》七绝书于照片背面，赠送友人。年内发表了部分著译作品，如《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参加“浙学会”，稍后参加“光复会”。

1904年4月，结业于弘文学院。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幻灯事件”引发，终于决定“弃医从文”。3月，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倡导文艺运动。6月，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设立的德语学校。夏秋间回国与朱安女士正式结婚。

1907年，著译发表作品有《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1908年夏，拜师章太炎，听讲文字学。1909年3月、7月，《域外小说集》（与周作人合译）一、二册先后出版。8月，结束留学回国。

鲁迅在弘文学院，1903年摄于东京

·文学传述

刚到南京读书时的鲁迅，俗说无非还不外是个“乡下人”吧。一个刚受过传统基础教育的士人家庭青少年，在新知识、大眼界上见解有限。但从一个时代的面向世界、求知新学的文化转型立场上看，他和中国的所有“城里人”大致同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南京，他有机会读到了严复（1854—1921）译述的赫胥黎阐释进化论的名著《天演论》。就此，一种基于近代科学世界观、价值观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开始了较为明晰和系统的建立过程，科学和人文的启蒙意识成为鲁迅今后人生奋斗的主流导向，现代世界的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发展的文明进步取向，成为鲁迅观察、判断中国问题的参照系乃至坐标系。一言以蔽之，南京成为鲁迅在现代文化意义上的诞生基点。

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严复译本的《天演论》英文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对达尔文（1809—1882）进化论的科普性解读，赫胥黎本人就是科普作家，书中同时阐述了赫胥黎对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看法。特别重要的是，赫胥黎认为不能把生物演化的规律直接搬用到人类社会中，明确反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但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恰恰秉承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将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演化规律套用到了人类社会的演化上，可以认为严复《天演论》与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主导思想根本上就是南辕北辙。不妨说《天演论》实为借用了赫胥黎之名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斯宾塞思想的严复版。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之类的进化论，却在中国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历史作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科学）支持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的传播，并应和、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潮流而起到了民族救亡图存、国家富强进步即保种救国的社会政治启蒙作用。一种理论成就了一个时代（晚清民初）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共识，这就形同产生、凝聚了整体统一意志的社会动员力量，由此会主导一个长时段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方式。这对其中的个人（包括鲁迅）而言，后续作用也许还会更加持久一些，甚至成为思想价值倾向的意识积淀而终生不渝。正因《天演论》的史无前例的强大影响力和时代号召力，康有为（1858—1927）、胡适（1891—1962）等新旧人物都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了严复，称誉严复为中国近代引进、译介西学的第一人，胡适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适”（字适之）。可谓风云际会，归于一宗，进化论尔。《天演论》发表出版于1897—1898年，不久鲁迅考入南京求学，进化论对于鲁迅思想的塑造正是一个天作之合的历史机遇。

如果说严复《天演论》（广而论之是史称的“严译名著”）促进鲁迅建立了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进步潮流的科学观、世界观、价值观（包括历史观和人生观）、政治观（包括反清排满革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当代政治），不久后的“林译小说”就在中国擘画、建立了世界文学的感性图景及系统呈现，由此催生出、造就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最早几代新文学作家。在我看来，“林译小说”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形式范畴内，融化了域外文学（世界文学）的审美经验和思想形态，并同时化解了中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某种性格冲突和观念分歧，达成了外国文学的中国化，这也就意味着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与文化结构，开启了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的未来前景。“林译小说”的文化智慧、阐释策略、传播技术，都非常值得后人体会学习。

严复译 《天演论》

林纾（字琴南，1852—1924）在历史形象上一向是个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也可说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反派、反动人物。主要原因就是他坚持了顽固的反对白话新文学、推崇传统文言文学的价值立场。新文学往往将他当作主要的敌人、敌对符号加以攻击，也就影响到了后世文学史、历史对他的评价和定位。因人废言从来是常态，这使得“林译小说”的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文学价值也被轻视甚至湮没了。

“林译小说”始于19—20世纪之交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原著即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林译该书一经出版，就产生了洛阳纸贵的席卷性影响，严复诗赠：“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康有为赞说：“译才并世数严林。”后来钱锺书（1910—1998）对林译也有独特、突出的高度评价（《林纾的翻译》）。严译名著与林译小说成为近代历史上并称的著名文化现象，对中国百年前的历史转型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思想和文化作用。林氏不识外文，翻译是靠擅长外文的朋友助手口译，他自己笔录同时转成文言小说文体，一生大概一共翻译出版了170种外国作品，其中不乏经典名著。商务印书馆还冠名专集出版了“林译小说丛书”。可以说在20世纪开初的20多年里，“林译小说”几乎是夸张地以一己之力将世界文学系统性地引入了中国。世界文学翻译并不始于林译，林译也许也不是世界文学最好的中文翻译作品，但是“林译小说”的影响和贡献则绝对可称前无古人、当世无匹、后人难越。时代的“文化刚需”和林氏个人的条件及偶然，合力造就了“林译小说”的跨文化传播奇迹。正因如此，晚清民初、新文学的几代中国文学家、学者、知识人，有关世界文学的主要的或最重要的知识和审美经验，就源自林译小说，至少有着林译的烙印吧。包括鲁迅（周氏兄弟）一度都是林译小说的拥趸，几乎必读新出的每一种林译作品。就这样，反白话并将之贬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保守派林琴南，实则助孕了新文学启蒙，并最终反噬了自身而成为文言文学的掘墓人。这像是又一次证明了历史发展规律的辩证法。

鲁迅南京和日本求学前后，正是林译小说方兴未艾之时。远赴日本前，留日期间，返国以后，鲁迅都与二弟周作人（1885—1967）有寄赠过新出的林译小说。虽然“弃医从文”后，鲁迅（周氏兄弟）已经尝试了自觉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翻译，开始了自己的启蒙新文学生涯。但说鲁迅最早主要由“林译小说”而登堂入室世界文学、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感性和观念的基本雏形，应该是近于事实的并不过分或离谱的判断。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鲁迅留日前后的中国思想政治潮流已经从相对温和的维新变革朝向了激进的反清排满革命，富国强兵仍不失其重要性，推翻帝制的民族民主运动蔚然而成政治革命的主潮。世纪之交章太炎（1869-1936）从维新立场剧变而为排满光复的共和革命领袖，正可见出政治流向的现状和趋势。鲁迅“弃医从文”后于1908年正式拜入太炎先生门下，虽说听讲的是传统小学，但渊源却在多年前早已敬佩章氏乃“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心仪太炎先生的首先就是后者的“排满革命”言论。故而鲁迅较早就加入了以章太炎、蔡元培（1868—1940）为首领的光复会，也就在思想情理之中。说到底，鲁迅在留日时期已经养成了观察和批判现实的激进思维方式。很多学者早就对此专门挖掘了欧洲思想如尼采、叔本华等对于鲁迅思想特征形成的重要作用，也有溯源至本土传统思想资源如魏晋风骨的精神人格影响等。就鲁迅对于中国的现实关怀而言，大致在留日时期彰显和自觉的“排满”意识，堪为考察鲁迅一生思想聚焦所在的关键之一。鲁迅临终的绝笔之作是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文章内容就是对早年留学生活的回忆。其中的思想核心和主旨指向就是“排满革命”。“排满”何以重要如此，使得鲁迅临终时仍耿耿于怀？概言之，就是鲁迅用“排满”的革命历史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人格中的奴性的批判。他认为文化奴性不仅是传统意识的积淀和表现，也是当代思想精神中的顽疾固弊，必须要以启蒙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手段予以清除殆尽，然后中国才有未来的新希望。这和他五四时期“救救孩子”的呼吁一脉相承，和他留日时期推崇的“摩罗”文学精神关联一致，也和章太炎的革命思想脉络有着精神上的贯穿印证。所以，考察、了解鲁迅留日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把握其一生中对于“排满”革命的表述，该是一个重大关节。“幻灯事件”终于导致了鲁迅的“弃医从文”，有人被砍头时围观看客麻木不仁的奴性众生相，成为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的鲁迅人生转向的催化剂。“精神界战士”的鲁迅在“弃医从文”后诞生了。

林纾

政治革命而外，或者说，鲁迅并没有立志成为一个实际的政治革命家，迄今并无确凿材料证明鲁迅加入光复会后的具体“职业革命”作为。他的初衷是科学和人文的思想启蒙，以技术手段和知识路径辅佐、引导意识形态。和晚清民初、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化知识人一样，鲁迅的文字写作生涯也始于翻译，也可说译述。译介西洋和日本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思想风气崇尚的表现方式特征。作品的内涵阐释则多为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启蒙与普及，科幻作品就成此类大宗。鲁迅就译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之类，理论性强一点的有《北极探险记》《科学史教篇》等，甚至还有专门的科学知识文章如《说鈤》和《中国地质略论》。文艺、人文性创作内容更突出的作品相对要更多，鲁迅译介的文学作品除科幻类外，较早的有《斯巴达之魂》和法国作家雨果的《哀尘》，后有英国作家哈葛德和安德鲁·兰格合著的《红星佚史》等，最后还与二弟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鲁迅译述的文艺理论作品最著名的有《摩罗诗力说》《裴彖飞诗论》等，思想文化论作有《人间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等。凡此种种，在体现科学和人文启蒙主旨的同时，鲁迅的写作发表显然还有强烈的民族救亡现实动机。与此有紧密联系的是，他对于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文艺心声也尤为关切，自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性视野的文艺价值观。从中可见鲁迅投身时代革命大潮的姿态和方式。这和他晚年参与“左联”活动、与左翼文化文学界的联盟合作一样，都是用文艺和写作的方式体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立场和政治倾向。鲁迅一生处在风云激荡的社会斗争波澜中，但始终都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品质，探索、寻求中国的进步发展道路。他的一生是自觉尝试、实践理想道路的生活示范。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应该是独立的人格、批判的思想、不断进取的精神意志。

概括起来看鲁迅留日期间及前后的思想要点和文学观，需格外留意几个方面，特别是其中表现出的矛盾（关系）现象。首要是强调几乎极致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在此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天才”“英哲”与“众数”“庸众”的尖锐对立中，尤重前者对于社会的责任担当和牺牲奉献。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启蒙先驱的思想观念和言论姿态，支持了他的社会批判倾向，其底蕴也和进化论有关。这在文艺观念上，则与浪漫主义精神相契合，破除既定规范的束缚，张扬个性的美学趣味；同时又与初兴的现代主义潮流相暗合，质疑传统、强势权力的绝对地位以及对于个体、个人的压迫异化，揭示现状秩序的非人性化，拆解、颠覆主流审美的道德地位，开拓文艺的全面创新创造可能。由此就能理解后来《狂人日记》在思想观念和文体形式方面兼具先锋性、现实感、包容度的多重特点。

可以看出留日时期鲁迅的思想既形成了自己的主流价值导向，又表现出杂糅多元的内涵取向，兼顾并举人文与科学、审美与实用，更侧重张扬文艺审美的精神价值，反对物质文化的宰制与偏至。科学主义当然是启蒙的思想武器，但须升华到精神的高度，而非降落在物质技术的层面。文艺有其实用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文艺的审美功能，文艺的思想内涵有赖于审美功能的表现和释放。这与鲁迅“弃医从文”用文艺运动救治中国人的精神动机相一致。技术功利不是鲁迅追求的目标和方式，文艺形式的创造才是他的趣味、才情和旨趣所在。鲁迅一生的写作和努力都在倡导社会改良和思想革命，但他最终都落实在文艺创造活动中，包括他的学术工作、文学史撰述等，也都有自觉的价值观体现，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他的文学评价观念就直接决定了他对于小说流变及历史的具体描述。百川汇流而成大海，鲁迅之所以能成为千百年变局时代的思想文化大师，留日时代形成的知识格局和思想方式是其最为重要的个人经验基础。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历练则使其经验、思想、人格获得了锻造与升华。

大凡对一个杰出人物、伟人展开论述，免不了越拔越高。鲁迅堪当世纪文化伟人，但对作为留学生的鲁迅，似乎并无必要刻意、过度解读留日时期的思想深刻性、独创性或系统性吧。用显微镜寻觅捕捉蛛丝马迹，再用放大镜夸张变形微言大义，恐怕是有点儿浪费和消耗了学术智力。常识的判断是重要的基础。从鲁迅当时的文字里，我们会感受到他主要是从世界文学中获得了心声的共鸣。这种共鸣呼应的是他的人生经验和社会观察。也许，还有他的天性。“文学鲁迅”是同时甚至先于“鲁迅文学”而成立的。留学生鲁迅的思想更多表现出感性的冲动、混杂、暧昧，连带着审美的情感温度和趣味倾向。他的思想、学术、政治都还没有充分定形。即便怀有政治色彩，也不难看出他与同时代政治革命者的不同姿态。在我提醒自己应该注意限制措辞的程度时，看到文学青年鲁迅，有点儿毛毛糙糙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朴素和本色的，当然更不乏崇高。像极了我最熟悉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

《摩罗诗力说》1908年刊发于《河南》杂志第2-3期，署名令飞，

左图为《河南》杂志。

与留日生涯直接相关且最能体现鲁迅当时及其一生思想复杂性乃至矛盾性的一个案例或现象，可以用前文提到过的“排满”来延伸说明一下，也能从中看出政治和文化、革命和启蒙之间的紧密、错综的纠缠。在鲁迅的“排满”思想中，显然有过汉族文化正统的民族意识，尤其在晚清政治形势下，文化统系（孔子道统、文统）和政治统系（清朝帝统、政统）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而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则从国家体制上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鲁迅及其同时代人在这个难题上，具体应对的是满清统治下汉族中国的出路、维新或革命后的现代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双重挑战，并且同时还须担当抵抗列强压迫侵略的民族主义使命。这就可以切近理解其中的种种思想矛盾表现了。如他临终还在念念不忘年轻时的留日“排满”生涯，可见矛盾情结至深而不得解脱。另像他自己所说，自爱和利他，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也是他的一个矛盾，一生纠结其中。但我们从其生平作为可以判断，鲁迅的大势主流执着于现代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个人利害不足以改变他的基本价值观立场及实际取向，这在他晚年甘冒政治和生命风险所投身的左翼活动中最见显著。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从他的责任担当和自我牺牲的生平实践来看，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说，鲁迅是一个有着目标方向信仰的意志坚定的人道主义写作者。留学日本的生活实践，经由知识和文化的吸取，塑造和提炼出的是鲁迅的人格、意志和信仰。日常生活中最使人感动的又是他对于家庭亲人的忍辱负重和对事业同道的牺牲奉献。

精神和理想的生活会遭遇到日常凡俗的羁绊。鲁迅也逃不脱家庭的束缚和影响。他的婚姻就还不能自主，他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尽一个人子的孝道和责任。即便在日本，旧传统旧家庭的伦理道德仍然笼罩了他的个人生活选择。也许，作为父祖皆亡的家庭长子，且有幼弟还未成年，鲁迅必须屈服、听命于寡母的意志安排。于心不甘也得和母亲（鲁瑞，1858—1943）“以爱的名义赠送的礼物”、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子结婚。1906年，弃医从文返回东京后不久，母亲传话让他回国探视。到家后一场旧式婚礼已经布置好了，就等他这个新郎到场扮演自己的角色了。原来传说是母亲听闻鲁迅已经在日本有了妻子，担心不再迎娶家长原已聘定的媳妇（朱安，鲁迅原配妻子，1878—1947），才有意骗回了鲁迅。形同逼迫成婚。还有种种说法显示了鲁迅对未来妻子的诸多不满，比如缠小脚、不识字等，百般推诿拖延了正式结婚。但母命难违，他终于必须要“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对启蒙洗礼后觉悟的男女爱情不再抱以期待了。看起来鲁迅做得也很绝情，成婚后不久，他就带着二弟周作人一起又到日本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和妻子同房。鲁迅徒具其表的形式婚姻，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说，所有人都属于悲剧的角色。

我从鲁迅婚后返回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中，又倾向于判断：鲁迅婚后的迅速返日更加明显地有了一种“逃离”家庭的强烈动机，也许这是一种不易直白明说的潜在动机；同时，他也自觉增强了全身心投入文艺运动的决绝意志和生活准备。可以说在消极和积极两面，“寄意寒星荃不察”的鲁迅都获得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社会实践和价值实现的推动力。1907年筹办《新生》文艺杂志虽然没能成功，但同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成为鲁迅早期最重要的思想著述。1908年得偿夙愿拜师章太炎，成为晚清革命领袖的入室弟子，其中含义非止于学问的师弟授受而已。直到1909年和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从鲁迅的写作生涯来看，他最早也是从翻译开始成为一个职业作家的。由此而言，可以把1906年鲁迅的结婚，视为他日后献身中国社会和文化革命事业的一个个人生活史上起到了催化加速作用的关键性契机。如果说弃医从文更多是鲁迅的一种广义社会觉悟后的道路抉择，那么几乎同时的旧式婚姻则是鲁迅私人生活中的一大切身刺激，同样促使他立志将个人的生命价值投入民族国家事业中。“幻灯事件”和结婚，在一个时间点上，两者都直接产生出了同一种政治后果。可见即便是在完全的个人私域，宏大叙事的时代政治也进入了鲁迅的生活。作为一种对照，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和许广平的结合，更是因为社会政治公共事件的契机而成就了他的个人生活巨变。两次婚姻和家庭的组合，方式和意义绝然不同，但都在最大限度上决定性地改变、造就了鲁迅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方式。

包括鲁迅自己在内的一种说法是，1909年鲁迅回国是迫于家庭生计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也以为这不是鲁迅合适或愿意回国的时候。两年后清朝灭亡，帝制终结。至少这才是鲁迅可能回国的恰当时机。很多人可能不愿想象回国后最初两年的鲁迅形象：他在日本剪辫明志以示反清革命，但回国后任教谋生，又不能不在头上安装了假辫。毕竟如他自己所说，一个没有辫子的人，在别人看来就不是个正经人，或者就是因为通奸而受到了剪辫惩罚。更严重的是，剪辫蓄发还可能引来杀头之罪，辫子是两百多年前杀了很多汉人的头才种在了中国人的头上的。清朝开国后一度“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辫子是清朝政治征服和统治的象征。排满的鲁迅竟也要戴假辫。这种屈辱怎能不使他满怀郁愤、痛彻心底。当然，民初在国内的鲁迅也并不畅意顺心。他因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看重和邀约得以在政府教育部任职上班，但过的只是灰色无奈的公务职员生涯，毫无生气。那个激扬文字、集会演说、闻听世界及时资讯的青年时代，还有不久前的辛亥革命仿佛一夜间的澎湃激情，短暂而虚假得就像是一个梦，突然一下子就结束了。还正年轻着的鲁迅，突然就变得无比苍老了，真是恍若隔世。

全身心卷入大时代生出的苍凉感，你能体会吗？南京和日本，鲁迅的青年时代，就这样戛然而止。

《域外小说集》

·生平简谱

回国后先在杭州任教。1910年7月，辞教回绍兴，并于9月任教。同年开始整理古代小说史料和会稽地方史料。1911年夏，辞绍兴教职。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复职任教。其间创作文言短篇小说《怀旧》，并整理古籍和小说史料等。

1912年2月，辞绍兴教职，接受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赴南京担任教育部职员。5月初，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7月下旬，作哀悼故友范爱农的《哀范君三章》诗。多年间，公务之余收集整理古籍、研究古代小说和艺术美术史料，同时从事翻译著述和社会演说活动等。一度大量购读佛典，研究佛教佛学。为母亲六十岁生辰出资刻印《百喻经》庆寿。1917年7月初，因张勋复辟而脱离部职；当月中旬乱事平定后，回部复职。

左：1909年摄于杭州    右：1911年春摄于绍兴

·文学传述

鲁迅在回国最初的两年，似乎并未主要从事新文艺活动和写作。他在杭州、绍兴先后任教，担任生理学、博物学教师授课。这一时期鲁迅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收集和整理古代小说史料及家乡的多种史地文化典籍。鲁迅后来的小说研究及《中国小说史略》著述，就奠基于此。他出版过多种始于这一时期工作的古代小说史料文献，还出版了《会稽郡故书杂集》。我曾留意到鲁迅一生整理的古籍文献，大宗当然是小说史料，属于筚路蓝缕的学术开创、自成一宗的标志性历史贡献，另一个突出贡献则是对于前辈乡贤和有关家乡文史的典籍整理，而且多是魏晋时代的乡贤所著，包括《嵇康集》的常年多次校订。

小说研究可称新学术，虽然小说历史很悠久，但地位向来极低，士人读小说竟然不敢示人，更勿论研究小说了。小说成为严肃正经学问还是归功于鲁迅、胡适的首创，后来还进了大学课堂得到了教育体制的保障。比如，鲁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古代小说课程。这是新文化一代先贤的历史大贡献，惠泽至今。

表彰乡贤、整理家乡文史典籍，一般看更近于一种传统士人的文化伦理情怀，而尤其醉心于魏晋乡贤所著，则不能不说是受到章太炎和时代氛围的特定影响了。晚清民初，章太炎文风及主张明显影响到门下弟子的就是对于魏晋士人风骨和文章的推崇。同时代政治交锋、思想论战、文化宣传的报刊文章文风如著名的梁启超（1873—1929）的文章，也应时趋近于魏晋文章风格。梁氏对此就有自供说明。所以魏晋风格之流行并非偶然，实有其历史时代的诱因和鼓动。当时鲁迅也是得风气而浸润其中亲力亲为又发扬光大尤为突出的一人。他把魏晋风骨文风、故乡历史文化关怀与崭新的学术兴趣、文化实践、思想寄托陶冶熔铸一炉，奠基、灌注成自己的学术底蕴。这是鲁迅不得不回国后最初两年不期然而开始铸就的个人事业成果。

“排满”在国家政治上终于获得成功，辛亥革命爆发，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成立。从鲁迅在家乡文化教育界的履历来判断，他应该是当时主流瞩目的头面得力人物。他先后担任过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都是相当于后世学校校长的职务。还担任过《越铎日报》名誉总编辑，并在其创刊号上发表所撰的《〈越铎〉出世辞》，可见鲁迅在家乡的人望地位。

可是这些不过就是昙花一现，或者说开始不久就被鲁迅看穿了不过是一场新瓶装旧酒的闹剧。革命正未有穷期。热闹中的鲁迅感受到更多的是苦闷、失望和凄凉。这种心境后来在《范爱农》里有着清晰而悲伤的反映和表达。还不过仍是一个旧世界啊。犹如《怀旧》的故事视线也是乡间儿童看到的民间社会生活和底层世相实况。种种可怜、窘迫和茫然，痛苦、挣扎和尬笑，一如既往。多的就是无奈啊。作为同乡前辈、革命领袖的蔡元培恰逢其时地救助了鲁迅。在朋友的推荐下，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延揽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在某种程度上这使鲁迅避免了范爱农的落魄命运。何况鲁迅本就不喜欢在故乡的生活。故乡留给他的多是屈辱、悲愤、失败的经验记忆。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府治下也是如此而已。那就正好有机会可以走了。鲁迅再次离开了家乡。这次是先到南京临时政府所在地办公，随后跟随政府机关迁往了北京。就在他踏入灰色公务员生涯不久，好友范爱农（1883—1912）在家乡沉湖身亡。怜人而自怜，悲乎哉。

在北京继续收集整理古籍，成果渐成规模。一度还痴迷于研读佛典。好友许寿裳（1883-1948）回忆说，鲁迅曾有感叹：释迦牟尼真是大哲，很多人生的难题早就被他说清解决了。鲁迅作品中有很多佛家语，恐怕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最初烙印吧。也许鲁迅是想在佛典里找到应对现世困窘的精神之策。中国人的人生穷途中，走向佛老出世暂避也是常态，或者说是一种人生的拯救智慧和向死而生之路。在文化形态和其中人物的心态上，向佛并不少见或奇怪。中国文化在此已经形成历史传统的暗示和引导。对于鲁迅陷身佛典的缘由，如果没有确凿的说明依据支持，实在也就不必再作过度阐释（猜想）了。而从他为母亲做寿刻印佛经来看，也是祈福的常规做法，但确证了鲁迅毕竟是个体恤的孝子。明面上他后来的非孝反孝文字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比如《二十四孝图》之类。由此可见人真是最复杂的生物。他有不易、不宜为人所知、所道的情感和心理的隐私秘密。

依然如故的兴趣和事业还有翻译。大致上看，这一时期鲁迅的翻译重心在社会教育、美育理论、儿童教育几个方面。直到今天在这些领域内做学术历史考察，还都得溯源到鲁迅及同辈文化先驱百多年前的开拓性贡献。当然，鲁迅的译介活动和他的教育部职务工作也有着直接关联，并不能完全视作个人行为。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部门是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儿童教育之类，正是职务关系的工作范围。后来鲁迅又被任命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这也与他的原先公务和个人兴趣完全合拍。从某种程度上我倾向于认为，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工作直接助力、推进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也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早期（民初）翻译方向和领域。建立一种统观多面的视野，有助于准确、全面地理解和判断鲁迅的文化作为、个人行为的多种可能动因，趋近于知人论世的目标。

广而论之，鲁迅对于古代艺术史料（如金石拓本）的收集，也当作如是观。专门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直到鲁迅晚年，甚至去世当年，他仍保持了当年在教育部的收集古代艺术拓片、拓本的爱好和兴趣。鲁迅有着广阔的文艺才能和眼光，他的一生也在多个艺术方向上做出了贡献。甚至可以认为，鲁迅是个兼具古典性和先锋性的艺术家。从艺术理论眼光来看，鲁迅是可以被看作艺术家、艺术设计师和艺术理论家的。这也已经是可以作为专题进行研究详论的了。

总之，即便是一种人生阶段的蛰伏，鲁迅回国以后更像是进入了一个命运磨砺的考验期和“何以自处”的自我调适期。这是个乱世。没有直接参与国家世变核心政治的鲁迅，不得不被动地经受“易代”和变局引发的冲击与伤害。

二

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之二）

·生平简谱

从1918年5月开始，《狂人日记》等新文学作品陆续发表于《新青年》。当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1919年12月，返绍兴迁家到北京。1920年夏，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1921年12月初，《阿Q正传》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次年2月初载毕。1922年12月初，编定《呐喊》，次年8月出版。几年里连续发表、出版了多种文学译作。

为《阿Q正传》俄译本所摄，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

·文学传述

蛰伏中的鲁迅一直警醒着，甚至比醒着的人都还清醒，否则就不会有不久后“铁屋子”的形象比喻。但从表象上看，他终于也是被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时代巨浪所推动、所席卷而行动起来的。如离弦之箭，《狂人日记》首先穿透了中国文化知识界的视线。

《狂人日记》是鲁迅和鲁迅文学、中国新文学诞生的一部主要标志性作品。在一般和典型意义上，都可以把《狂人日记》看作鲁迅全部写作的一个缩影或样本。

我看它最明显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宏观层面上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彻底批判与颠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全面开拓与创新；二是小说写作技术所体现和示范出的文学文体的跨越性创新创造。

鲁迅自己说这部作品的主题是揭露家族制度的罪恶，具有反礼教的宗旨。从思想上说，个人的独立和本位价值、个性的自由解放、人道主义的观念，是该小说的正面价值立场。而其批判的对象则是传统宗法礼教对于个人和人的价值的束缚与压制，“吃人”的历史就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负面概括。在人的价值观的启蒙背后，同时蕴含着民族救亡的宏大主题叙事动机。所以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图，小而言之是以批判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对于个人、中国民族的救亡复兴的民族和文化的政治诉求观念，大而言之则是建立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人道思想和基于进化论的人性发展观念。这也是鲁迅经过世界现代文明洗礼后形成的主流世界观和价值观。

如果把这部作品视为鲁迅个人情怀和主体反思的内倾化精神生活的表现，那么它又可以被看作鲁迅自我批判和重建主体价值地位的一份自白书或忏悔录。他承担了“吃人”历史的责任和原罪，同时也就开启了新的文化人格的重建。这种主体反思以自我否定为前行动力，进而确立主体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深刻自觉与人格自信，内在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想和实践的始终。在20世纪30年代的晚年犹可明显看到。可以说《狂人日记》一经出现就历史性地奠定了启蒙文学开山之作的最高标杆地位，并在主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方面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人文经典，可以在多种层面和方向上认识、开拓其思想旨趣。无怪百多年来其一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性案例。

《狂人日记》木刻连环画之十二（ 张怀江作）

《呐喊》

新潮社1923年版

在小说形式和技术的文体形态方面，《狂人日记》的美学创新性同样具有划时代性。小说的现实含义和指向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但小说的文体及具体技术手法在当时却是相当陌生的。不仅与中国传统小说判若云泥，而且与一般所谓的写实或浪漫小说的新写法也迥然异趣。只要比较一下新文学最早的两位小说大家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就能看出同样是现代小说的文体和艺术修辞差别。《狂人日记》有着我们后来才熟悉的概言之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范畴的艺术美学特征。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角度来看，鲁迅的文学出身无疑有着域外因素的复杂影响，也有学者将《狂人日记》与俄国、日本作家的文学进行直接的影响关系研究。这些无妨都可说是事实，或可能。但对鲁迅和中国新文学而言，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狂人日记》的现代文学品质及其所开创的现代文学传统。小说形式的全面创新，将小说的整体艺术修辞写法以一种极致、极端的方式完整而圆满地呈现出来，完成了一部可供有效阅读和广泛传播、能够实现其文学价值功能的成熟作品形态，这是《狂人日记》同时代中国各体文学都没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在此意义上，文学的创新性和文学的成熟度因为有了《狂人日记》的兼具体现，才使得中国新文学在其发轫之初就有了典范性的作品。这才是《狂人日记》划时代意义和价值的核心所在。稍后的郁达夫小说《沉沦》当然固有其新颖独特的文体价值，虽然其文体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随意性、不成熟性问题同样明显，但主要还是因性意识、性观念、性描写的大尺度“冒犯”和挑战表现姿态而惊世骇俗。因此，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说《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或笼统地将其主要归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范畴等这类评价，可能还是狭隘化地理解了现实主义的广阔性，其实是会低估了《狂人日记》的美学品质和价值内涵。《狂人日记》有着超时代、跨越性的文学丰富性，需要我们的阐释眼光包括对于现实主义理论及其经验性的把握有更多的拓展性和包容性。

从技术、技巧层面来看，《狂人日记》的象征、隐喻手法构成了小说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特征，可以说它是一部典型的象征主义的小说。从其具体叙事方式来看，主要是主人公的一种精神病态（被迫害狂）的梦呓和独白，这有着心理小说和意识流的修辞手法特征；作品全篇的段落关系设计也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了时断时续精神梦呓的特殊心理活动状态。主人公（我）的幻觉、荒诞叙事“日记”及其对历史的“吃人”判断认知和“非理性”主观臆想，实则充满了价值批判的理性立场和文化隐喻。“我”与周边人物、环境的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吃”与“被吃”的迫害、戕害关系，对此的表现方式、形诸笔墨行文的是着力突出了“我”的精神、性格、言语和行为的全面“异化”的细节。这种“异化”人物类型或形象特征，正是现代主义文学人物的一种典型共性。形式上开门见山最明显的是它的拼接修辞技巧，将文言和白话叙事自然完美连贯构成了小说的一种结构形式，并产生出叙事的艺术真实性效果。这既无妨于理解为一种书面文学语言表现上的戏剧性关系，还与后现代美学在无形间有了贯通和呼应。文白区分的美学意义还在于，文言和白话体现的不只是书面语的雅俗文化传统或作品形式结构组织的技术区分，还有其内在的含义——文言的传统小说叙事风格和白话的现代小说叙事风格形成了一种叙事方式、文体内部的力量对峙，并以小说的整体性构成产生了白话胜于文言、白话超越文言的“白话文学”革命价值观。这与小说的思想性立场和宗旨正相一致。

概而言之，《狂人日记》是基于中国传统素材、现实经验而用现代文学观念及其形式技巧表现思想批判和价值重建动机的小说艺术创新之作。相比之下，抽象的观念或许并不需要特别关注，艺术创新的品质才是小说最首要的价值所在。正是《狂人日记》的艺术形式使得中国新文学和现代小说的诞生得到了价值内涵（启蒙思想）灌注和体现的文体技术保障。

鲁迅的全部写作可以说是在“铁屋”里呐喊的启蒙文学。但这并不局限于思想观念层面和观念形态，审美创新也是其重要、主要的一面。《狂人日记》只是鲁迅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主流及基本价值观的一个案例。从现代科学和人文、个人的价值觉醒意义上看，《狂人日记》是思想启蒙者的文学，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高度。从主体意识的自我追问、历史责任的担当来说，它是一个自省者、忏悔者和赎罪者也是牺牲者的文学，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内倾的深度。从人道情怀、对人的终极信仰来说，它是悲悯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文学，体现的是生命价值关怀的历史和现实的广度。从文学审美的艺术形式创造来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拓荒者、创新者和示范性写作者的文学，体现的是古典审美规范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创造性转换，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自觉融汇、参与了世界文学的价值创造共同体，中国文学从此成为现代审美观念表达的一种独特语言形式。理解鲁迅就从理解《狂人日记》的价值创新体现开始。理解了《狂人日记》也就大致能够理解鲁迅的人生及其写作的杰出贡献性。

在鲁迅的小说中，“狂人”形象非止一篇一人。相比于其他人物形象，“狂人”显然有着更加明显的观念和符号的功能与特征，这也是小说具有现代主义美学内涵的一种突出表现，有别于一般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创造；人物的性格变化细节和逻辑过程之类，往往并不会是“狂人”形象着力的重点。作为观念和符号的“狂人”所要表现的是意义，直击思想理性和审美直观经验的意义表达，而非要靠情节的生动性和人物的可信度来作为作品的主要支撑。例如，比较一下《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及“狂人”与“阿Q”的异同，对于鲁迅或两类小说的主要美学区分及写作动机与旨趣重心，应该就会有丰富的感性把握和相对准确的理性判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创造原则不适用于《狂人日记》的分析和评价。我想说的重点恰恰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价值取向的两种实践和实现的路径。《狂人日记》是先觉者、启蒙者的呐喊，全力张扬着文化革命的气概；《阿Q正传》则是鲁迅对于一般中国人精神形象和气质表现的一种典型创造，充满了内心幽愤忧伤而表达冷嘲刻骨的沉郁悲凉情怀。后者也许就是对《狂人日记》主题的一种自觉回应。《狂人日记》写作于五四社会政治运动高潮前夕，《阿Q正传》的写作时间已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落潮期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狭义的鲁迅文学（小说）启蒙创作始于《狂人日记》，而终结于《阿Q正传》。鲁迅一生首先作为“狂人”而自许自励，否则早期写不出《摩罗诗力说》这样的文章，终而与“阿Q”缠斗不已并不惜以自身的牺牲代价拯救阿Q、试图埋葬阿Q的文化和社会，否则也不会写出诸如《野草》《故事新编》这样的作品，更勿论其他了。虽然这也许不过是一个不断遭遇挫折和失败的过程，但鲁迅的“狂人”一生并没有性质上和方向性的改变。“中间物”意识连缀也建立起了鲁迅的生命实践意义和价值认知。《狂人日记》之于鲁迅的重要意义正还在此乃作者个人的人生象征。《阿Q正传》当然也就绝不是鲁迅的幻灭。

《阿Q正传》第一章“这一章算是序”

（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文学文体的创新也不仅在于现代小说，鲁迅后续很快又写出、发表了《孔乙己》《药》等收入《呐喊》集的小说。译作和杂文的写作数量在五四运动前后到20年代初同样非常突出，同时还有新诗和其他作品类型。比如这一时期著名的重要译作有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爱罗先珂童话集》（合译）和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现代小说译丛》（合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现代日本小说集》（合译）等，有些也是周氏兄弟合作的产物。著名的杂文、文章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估〈学衡〉》《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和《〈呐喊〉自序》等。特别是鲁迅还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短制杂感文章，这可以看出他后来作为杂文家的一生写作事业。在文学史上，杂文因此成为一种崭新文体而占据一席——不仅因其表达的思想和现实的内涵，也因为杂文在鲁迅的写作实践中创新、形成和积淀了它的文体经验美感及独特审美价值。最终促成了当代的杂文研究已经基本形成相对成熟的专业理论化。鲁迅也写新诗，和《狂人日记》同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就有他的新诗。稍后还有《野草》《朝花夕拾》等集中个别作品的前身《自言自语》多篇连续发表。显然，散文诗的文体开创也始于鲁迅的早期创作。由此可见，鲁迅并不仅是作为单一的小说家，而是以一个多文体创作和写作的启蒙文学家，新文学翻译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文化形象。较之于“弃医从文”时期和北京早期的“蛰伏”生活，五四运动前后的鲁迅进一步创立、明确和校准了自己的一生事业方向与目标。

黑暗铁屋里呐喊的文学新创和多文体写作，成为鲁迅新文学作家的思想和身份的标识，他正式登上了广阔的中国历史舞台。《狂人日记》发表后的鲁迅作品，和他此前的所有写作，包括日本时期的那些后来被认为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早期作品，进入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视域。现代传播使“狂人”（连同紧跟着的孔乙己，尤其是阿Q，甚至闰土、祥林嫂等）成为社会意识和观念表达的共识形象符号。除了专业和职业身份外，鲁迅应该还拥有了日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及影响力。

《祝福》木刻画     赵延年

·生平简谱

1923年7月，周氏兄弟关系破裂。鲁迅受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12月，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出版。次年9月，上下册合为一册出版。9月，开始写作后来集为《野草》的散文诗。同时期前后，创作《彷徨》集的多篇小说。

为《阿Q正传》英译本所摄，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

·文学传述

“周氏兄弟决裂”是件悬案。可以敷衍成小说，这里不说也罢。尽管发生了难堪事件，鲁迅的新文化事业仍有重要拓展和标志性建树。以《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的学者鲁迅形象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这也是新文化、新学术的最早期划时代标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了。在教育部工作期间，相关研究渐成规模。可以说新文化、新文学的时代大势赋予了在传统学术眼光里一向边缘化、不入流的小说（研究）的主流和正统地位，也建立了大学教育制度上的合法性保障。小说研究已无观念和制度等级上的障碍，反而获得了一种新学术的时尚显学资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以小说、俗文学研究名家的大师学者成为现代学术的典范人物。

1920年，鲁迅先后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等校教师。1923年，又受聘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职，主讲课程包括了中国小说史。课程讲义结集陆续出版，合为专著《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还去西安做夏季讲学，在西北大学连续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简单地说，在大学执教前，鲁迅主要还在收集整理小说文献史料，任教后才开始了小说研究讲义和学术专著的撰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其相关研究的实施与成果形态，是和现代大学制度直接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大学制度恐怕还起到了决定性的学术催生作用。从中可以约略体会到现代学术生产与现代大学教育的机制性、结构性的关联。只是对于鲁迅而言，大学任教促使他获得了一个珠联璧合的契机，得以加速完成了从个人兴趣、专门史料到研究专著的学术呈现过程。于是，不仅诞生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著作，而且奠定了鲁迅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学术宗师的历史地位。

小说虽然历史悠久，但地位向来极其低下。古代所谓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之类，后世也多视为游戏消遣甚至诲淫诲盗之作，从不被视作正经文体或文化事业。既有些许可观，“君子弗为”，更遑论作为主流正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对象了。可以说，只有到了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学革命”的时代，小说的名声和价值才有了“咸鱼翻身”的历史颠覆机会。先有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后有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还有鲁迅的现代小说创作，这才终于奠定了小说的现代价值地位，也赋予了包括古代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品质及其价值身份，甚至还一度代表、占据了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小说的风骚风流迄今未衰。较之古代小说的大约两千年屈辱史，小说获得合法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荣誉的时间仅百余年而已。就此可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巨大历史功绩。

作为通史专著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体大思精，前人详论甚多。以我的浅见，要而言之，可以举出两点略加一说：一是新观念，一是新规范，二者合成新学术。

新观念主要是指贯穿全书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启蒙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自不待言，现代科学思维的学术规范和历史研究方法论同样贯穿始终。《史略》有着鲜明的学术逻辑和结构方式，时代变迁和社会风尚、小说文体和审美趣味、典范作品价值和历史评价定位，成为小说史内含的主导观念和撰述逻辑。述史论史、臧否褒贬，无不循此观念方法，史著整体逻辑贯穿一致，学术特征鲜明而成熟。就其学术目标和文化诉求而言，《史略》之撰不止于抬高或为小说的历史地位正名，更是在一般文化学术意义上建立了小说的独特价值地位。进而由此确立了关于小说研究的一种常态学术观念。在学术方法示范上，一方面开拓了现代小说研究的新路径，另一方面也更新了文学和学术研究的视野广度。鲁迅早在《古小说钩沉·序》（1912年，周作人署名发表）中就指出，小说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这是从社会心理风尚、艺术想象创造，乃至政治观察管治方面，拓新、提升了小说的广泛意义和价值功能。《史略》的观念和方法说明了：小说和一般学术实含有宏观面向的多领域、多学科考察与研究的价值，并非仅限于纯学术或专业维度的单向发展。

新规范主要是指《史略》的具体技术手段支撑了全书的整体性学术成立。首先是文献史料的翔实，用传统史学之法整理统摄小说文献，在方法手段上建立起了小说研究的学术基础和正统学术形态。鲁迅曾回顾自述，“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云云（《小说旧闻钞·序言》，1926年）。这其实也是科学研究观念在人文历史研究上的一种规范性落实。从时代眼光来看，约略可以见出一点“科学”压倒“玄学”的潮流兴替意味。也和“疑古派”史学的精神相应和——只更加突出了纪实述史、释古见义的正面价值旨趣。《史略》的撰述宗旨和行文方式当然主要是建设性的，技术手段也主要在正面和积极面上落实使用。有时甚至一般的学术辨伪都不一定需要专门关注或展开。确凿、系统的正面史料支撑了这部史著的体例及逻辑的成立。

从行文表述上看，最突出的便是鲁迅对于具体作品的史论方式：据史立论，史论结合；既为史论，也是批评。且言简意赅，辞约义丰。鲁迅自序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文学史中所见小说也多不详。自谦《史略》也只是粗略的专史，为上课讲义所撰，疏其大要，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由此可见，小说信史的体例创建乃为鲁迅《史略》宗旨目标。这也是他早年倾心全力收集考据小说文献史料的初心。同时也很明显，相比于史实的叙述，史论无疑是学术治理的走向和归宿。史论最后落实了史家的才、学、识三者的融通高度和史学水平。否则便为资料长编而已，谈不上、也辜负了“省其举例以成要略”的策略用心。鲁迅后来还说，《史略》出版后，小说史研究趋于兴盛，“此种要略，早成陈言”，但“别无新书”，“大率仍为旧文”的《史略》仍将重印再版（《中国小说史略·题记》，1930年）。后人新著小说史，在文献资料上超越乃至覆盖鲁迅的《史略》，并不意外，还为必然。但《史略》的价值犹在——就在于作者的眼光、方法、见解，或者说就是鲁迅的学术思想高度在史论中的具体体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鲁迅对于每一时代、朝代的小说、文学之变，多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相关联，揭示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深刻触及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的权力制约影响作用；对于每一部作品、每一个作家的评价，总要见出它\他在小说史上的独特贡献，并对之进行审美性分析。因此，史论的宏观性和批评的具体性多在《史略》中融会贯通，生趣盎然。将文学史论提领作品批评的美学分析，又把作品解读作为文学史论的支持例证，《史略》成为史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凝练个人眼光和趣味的学术史著与文学批评论。重复一下，就其立论的学术胆识而言，鲁迅甚至超过了后世小说史家。这尤其体现在对于一般共识认同的所谓小说经典名著的品评和评价上。比如，读者可以比照一下后世学者与鲁迅评价“四大名著”之类的不同态度和评价定位。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鲁迅是深谙小说之道，本身即为小说创作名家的小说史家、文学史家，又是启蒙时代的学术文化宗师大家，他的思想固然是我们应该学习承传的深广丰厚遗产，他的专业贡献如小说史研究同样应该是我们后来学术的揣摩领会楷模。鲁迅的丰富性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阐释其中的价值内涵，使之成为我们当下的文化发展资源。

就在鲁迅讲授、撰述小说史的几乎同时期，他的写作生涯、作品形态及思想表达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写作者鲁迅的多面性、丰富性、复杂性变得越来越现实了。约略来看，最显著的是文学创作别开生面，另成一种精神风景，特别是内倾自省的色彩最为彰显。小说从《呐喊》走向了《彷徨》，心理情绪的格调由高亢而转入了抑郁，启蒙激情的支撑难以为继，颓败塌陷的受挫感弥漫于小说的叙事空间。甚至晦涩难解、阴郁黑暗的散文诗《野草》，也始于这一时期。此时此刻，更是非常适合翻译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心境。鲁迅从未松懈过作为一个译者的敏锐和责任。或者，回到过去，再与古人交谈。他依然倾心于校勘《嵇康集》——魏晋竹林的回声穿透了鲁迅的心胸，他应该又会想起日本时期拜师太炎先生的感受。只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再也不能奢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狂人”梦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抑郁而生激愤，沉默孕育爆发。“绝望的抗战”催生出了凌厉的斗志。于是，杂文就露出了格外尖锐的面目。而且，不惮于投入短兵相接的现实对垒。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鲁迅在现实生活和写作两面都陷入了一种白刃战的状态。他进入了一个人生动荡期，也是一个人生岔路口——需要再次确定一个前行的明确方向了。也许，需要出现一个拯救的契机；也许，需要爱情成为他的救星。

“兄弟决裂”是个隐喻或象征吧。鲁迅再次陷落谷底，也注定了他将再次一飞冲天。只是需要调整飞越冲击的姿态和方向。现在，哪怕还是一种生命中的断裂伤口，鲁迅缺少的也并不是自持自信的力量。

·生平简谱

1925年中，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反对校长杨荫榆，并和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论争笔战。8月中旬，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教育部职。随即向政府平政院状告章士钊非法免职。10月，与许广平确立爱情关系。11月，《热风》出版。年底，编定《华盖集》，次年6月出版。

1926年1月中旬，控告章士钊获得胜诉。教育部撤销了此前对周树人（鲁迅）的免职处分，令回部复职。2月下旬，开始写作后集为《朝花夕拾》的散文作品。3月爆发“三一八”惨案。3月下旬至5月初，因防迫害不测，离家避难于多家外国医院等。7月底，受聘于厦门大学。8月下旬，偕许广平同车离京，赴厦门，许往广州。当月，《彷徨》出版。9月初，抵厦门。10月，编定《华盖集续编》《坟》，均于次年出版。11月中旬，收到中山大学聘书。年底，正式向厦门大学辞职。

1927年1月中旬，离厦抵粤，就职中山大学。4月中旬，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多名中大学生被捕。鲁迅参与救援而无效。4月、5月间，多次向中山大学提出辞职。4月下旬，编定《野草》，7月出版。5月初，编定《朝花夕拾》，次年9月出版。6月上旬，辞职获允。9月27日，偕许广平离粤赴沪。10月3日抵沪。两人正式开始同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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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

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

·文学传述

中国自有现代大学起，就有了学潮。现代大学史就伴随学潮史。学潮甚至在中等教育学校也有间断发生。这在民国时期可谓普遍性的常态。鲁迅留日回国最早在杭绍执教期间，本校内也就发生过学潮。北京生活以后，学潮更是家常便饭，但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这般规模反响的，后来还酿成了伤亡血案，毕竟是少见的极端个案，往前看也就是五四运动了——大学生是五四运动主力，学潮是五四运动最早的社会化主要表现。

现代大学的学潮发生各有具体原因，宏观上说也总有时代和社会因素深刻影响或直接介入其中。包括党派、政党、利益群体、个人动机等，都有可能引发或操纵学潮。学潮中人包括校方、教师或学生，甚至政府管理部门如教育部，很多对于学潮内外表里的背景和势力并不清晰自知。学潮的表面或直接目标与背后势力的真实目的也许并不相同，或也有着曲折的联系。学潮的走向和结局很难肯定预计。概言之，现代学潮的政治内涵并不很明朗，甚至黑幕重重，角逐博弈势力太过复杂强大，很不容易从表面就能一眼看透和准确判断。说得不妨直白些，对于学潮其实很难会有是非黑白的明确公认。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的真相显然同样如此。好在这里只谈和鲁迅相关的一些事。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把鲁迅卷入了旋涡，也开启了他后半生的新生活。因为学潮，鲁迅公然站在了权力当局的对立面，因此被顶头上司和段祺瑞政府处分免职，他的罪名是“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等。鲁迅也不屈服不买账，决意诉讼应对，控诉长官行政违法。时局变幻莫测，政府走马灯般换届。鲁迅这场诉讼在次年1月、4月最终胜诉并获复职。这场官司和学潮也再次累倒了鲁迅，（1925年）9月肺病复发，曲折过年始愈。而北京的政治环境显然也越来越不利于鲁迅了，他毕竟仍在政府机构担任公职谋生，实际却越来越像是一个专跟政府唱反调的“公知”意见领袖了。

在杨荫榆（1884—1938）教授接掌北京女师大前，校长是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1883—1948）。但在许校长任期里，学潮已经爆发，许在女师大并不受学生欢迎。不得已离任时，还以为女校最好由女校长担任，故而推荐了杨荫榆续任校长。杨上任初也颇得人心，被寄望于改良校务、光大女师大传统走向未来更好发展。一般学界看法以为杨女士也是女师大校长的不二人选。她先后留学日美，出身日美大学高等教育，且是教育学专业硕士，还有学校任职经历，按说资历水平，人望都无可挑剔，接掌女校该会很顺利的吧。可是，她上任后非但未能平息以往学潮余波，反而因强势手段激起了更大风潮。不仅校内接续大乱，师生愈加分裂，而且将政府和社会纷争全都卷入了校内政治，其间处置措施又多不当，蛮横强硬引发公愤，使得学潮争斗完全不可调和。最终局面破碎不可收拾，不得不黯然卸任远走。与其相同时，作为杨校长后盾的段祺瑞政府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等，也在全国政治形势的尖锐逼迫下，政令不行，众叛亲离，又酿惨案，只能倒台逃逸。鲁迅与章士钊的官司最后胜诉，也伴随在这整个纷争过程中。

鲁迅是在学潮中支持学生运动、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一方势力的中坚人物。五四高潮过后，新文化新文学和新知识分子群体分化显著，包括《新青年》团体也早就离散了。同时现代政党逐渐成形并登上国家政治舞台，新旧势力也在变异蜕化重组更新发展，故而政治和权力角逐趋于严峻而复杂。在社会文化领域，现代文化产业制度及机制渐趋成形，群体和同人分合形成一种时代气候，现代社团组织形式成为文化运动的展开方式和特色。仅从鲁迅直接参与或主导的文化团体势力来看，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较为著名的就有《语丝》周刊、《莽原》周刊、未名社等，还参与编辑《国民新报》副刊等，社会文化活动极其活跃。可以说表现出和组成了一股具有相当显示度的影响力量。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等七人联署发表了所拟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多次参加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所站阵营和立场俨然分明。而对立面的势力也很强大，除了政府及教育部、校长杨荫榆外，还有《现代评论》周刊（现代评论派）等知名人物。明争暗斗当然都涉及了政府和教育界高层及背后的权力冲突。双方争斗的高潮是鲁迅被章士钊免职，学潮骨干和领袖包括许广平等多人被学校除名，连女师大也被教育部解散，部分学生遂另创自办新的女师大。鲁迅义无反顾成为学潮一方的坚定支持者和直接参与者。学潮中他与许广平的师生关系及其爱情的确立，也可用“同病相怜”“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感情来看待。鲁许爱情有了超越于私人私域的社会性内涵，进而带上了一种公共事件的现象色彩。

鲁许关系的发生、进展及爱情确立，在《两地书》（《〈两地书〉的原信》）中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若非专门探讨，其他材料的推测和演绎，一般而言并无十分必要。重要的倒是结合这一时期《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的写作和出版需要格外重视，这些文学性作品与学潮相关的论战文字（杂文）共同构成这一时期前后鲁迅生平和写作的主要内容。鲁迅的丰富性在这整体现象中才呈现出全貌。特别是，鲁迅是因其文学写作而体现其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他的生活和文学才是底色。反客为主不是理解鲁迅的正道。否则甚至会有违常识。这对专业研究而言尤须警醒自省。（近年有关鲁迅这一时期或称鲁迅中期研究最成系统的学术成果，我看到的是邱焕星教授的系列论文，文献观点均称细致精深，心得新见，非常值得专业研究者参看。远溯20世纪90年代前期，同门学长徐麟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名《鲁迅中期研究》，可谓开此论域风气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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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

北新书局1926年版

《野草》

北新书局1927年版

《朝花夕拾》

1927年版本设计草稿

因此，对于鲁迅这一时期的写作进行一些编年梳理，应该也是必要和有益的。继兄弟决裂、开始讲授中国小说史等之后，鲁迅在1924年2月、3月，集中创作了一批新小说，如《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下半年，开始创作《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复仇》等散文诗作品。当年的讲课、讲学、讲演任务繁重，还再校了《嵇康集》，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论著《苦闷的象征》。其间并有觅房迁居等不少生活杂务琐事。1925年上半年，从元旦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续写散文诗作品，包括《希望》《雪》《风筝》《好的故事》《过客》《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其间仍有小说创作，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同期相比，杂文数量更多，名篇迭出，且与“现代评论派”人物进行激烈笔战，还创办了《莽原》周刊。1925年下半年，女师大风潮进入白热化。鲁迅被免职，女师大被解散，新女师大自创开学等，对峙各方都出手了绝杀技、夺命招。鲁迅在投身鏖战的同时，还是继续了他的文学写作，其中收入《野草》的散文诗有《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彷徨》中的小说有《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近岁末，先出版了杂文集《热风》，继而编定了《华盖集》（次年6月出版）。鲁许定情也在当年10月——差不多也是写作《孤独者》《伤逝》的同时。

进入1926年不久，鲁迅有了好消息，控告章士钊胜诉，回部复职。他开始写作并陆续发表了回忆散文系列诸篇，先总名为“旧事重提”，这是《朝花夕拾》的前身。上半年还续写完了《野草》系列。在后续过程中，特别是在“三一八”血案后，他做出了堪称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最大决定，偕许广平一起离开了北京、南下开辟新的生活。较之于鲁迅早年的几次“离家出走”，到南京读书是“走异路，逃异地”，不得不别寻一条生路；去日本留学是追随维新潮流、学习世界先进科学和人文思想，实现个人抱负价值——从家庭和个人动机升广到了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国家、民族、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使命意识追求。这次离京南下时，鲁迅的个人地位和影响力已经远超五四、新文化高潮时期，置身在中国现实革命运动的斗争前沿，并成为引领时代进步文化潮流的公共领袖。他的个人命运走向和社会革命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融汇在一起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形象开始全面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方向的人格形象和精神化身开始在现实领域形成了个人化的标志和象征的实际体现。在这过程中，恋爱成为这一切走向的催化剂。南方朋友的引荐和相召使这一切有了切实的可行性。所有的行动条件都已成熟了。但这并不等于是一次完全轻松和心情舒畅的南下履新。过后不久鲁迅也就感受到了北京生活过的负担并不能完全卸下，南方的新生活也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在无法勉为其难后，怀着旧愁新恨而不得不再次告别。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真迹：原信、手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鲁迅离京的第一站就到了厦门大学任教。在厦门期间续写完成了《朝花夕拾》。第二站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时与许广平会合，其间编定了《朝花夕拾》。现实中的动荡流离和孤独寂寞的生活即将结束，精神心理上的个人历史回忆也以文学的方式得以升华抒发，未来的想象和期待已在若明若暗、跃跃欲试的萌动中。鲁迅在厦门住到次年1月中旬，1月16日离开厦门去广州，就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厦门实际只是鲁迅离京南下生活的短暂过渡。但这期间成就了他的文学个人史写作“回忆记”《朝花夕拾》，《华盖集续编》《坟》也在厦门编定，还编写了讲义《中国文学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故事新编》中的《奔月》一篇，也在当年底完成。

综上所述，不同的写作面相和气质在此时同步展开着。与《朝花夕拾》的写作、发表和出版差不多同时或前后的主要作品，包括了《野草》和《故事新编》中的部分作品，《彷徨》也是1926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全书单行本此时刚出版未久，当然还有收录在《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等集中的杂文。最重要的恐怕还要包括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即《两地书》中的第二集“厦门—广州”通信。但最微妙直抵鲁迅内心世界幽暗深处的，应该还是《野草》吧。《野草》的文体也因此成为一种文学史的创制。如果说《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个人史，《野草》就是他的精神心理史或心灵史了。（我所见最新研究著作是阎晶明：《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作者另有“鲁迅研究系列”，包括《须仰视才见》《鲁迅与陈西滢》《鲁迅还在》等。又为叙述行文的脉络衔接和完整性考虑，以上部分文字与发表于《写作》2021年第2期的拙文有重合）

鲁迅的厦门生活仅4个月略多，和许广平相聚的广州生活也很短，约8个月多些。而正式在中山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也仅过其半而已。与厦门相比，广州时期的鲁迅，和北京的生活及文化氛围显然是渐行渐远了。在生活和写作的实感上，他进入了一个几乎是全新的环境。但好坏却也实在难说。就好比到厦门本也是鲁迅自己的选择决定，但看他对厦门生活的抱怨（多见于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又不意外他在厦门待不长。现在的广州也同样如此吧。鲁迅未必能适应或喜欢广州的新生活。

鲁迅在广州“新”在何处？一言以蔽之，他和南方（广东）新兴的革命势力有了近距离、直接的接触，这是他在北方的老旧帝都还不可能有的经历。由此也可以说，鲁迅在广州是站位到了时代革命的前沿观察位置。这与他早年在家乡恭候辛亥革命党人的身份地位和人生阅历完全不同了。论革命资历，光复会的鲁迅当之无愧“老革命”。而且，这位“老革命”现在还是北方旧军阀政府的敌人。论地位、人望、影响力，鲁迅无疑是五四以来最著名的作家和文化名流，不仅社会各界的人脉资源广泛，而且在一般知识界和社会读者群都具有极高的威望和深刻的影响。如鱼得水，形势助人。按说他在革命中心地带本应该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可是，事情或形势的另一面起了更大的作用。鲁迅靠近了革命、来到了革命中心，同时也就近距离、直接陷身于革命政治的复杂性旋涡中了。所谓革命总是歧义重重，而政治的规则手段则有惯常通则的同质性。时代政治的负面因素不能不显露出其中的残酷性和黑暗性。鲁迅参与革命、参与政治，但并非革命权力嫡系，也无政治派系支撑，更不是一个长于实操的政治革命家，甚至他根本无心委身或投靠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他只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政治关怀的写作者、启蒙思想家和文化活动家。特别是，他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超越时代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革命几乎注定会被时代所限的政治革命所侧目、敌视、压制和打击。最终甚至会遭遇人身迫害。所以，鲁迅在革命中心的命运大概率是可以想见的。失意失败的结局是注定了的，他的人生智慧就看如何全身而退了。

《故事新编》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1927年，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年初再次踏上了“过客”的旅途。1月中旬抵广州即入住中山大学。2月，受命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校教务主任。不久还去了香港演讲。表面看一切都很顺利。而且小别后终于又和许广平聚首了。但是，也只是过了3个月，鲁迅就向中大校方提出了辞呈。一个月左右，连着请辞了4次。即使不深究幕后原因，有些表面现象也能看出基本缘由。最显著的是因为广州发生的“四一五”事变，鲁迅当天参加了中大“紧急会议”，力主营救被捕师生，但毫无结果，故而愤怒辞职抗议。请看鲁迅日记4月29日：“上午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辞一切职务。”其实此前已经有了不少痕迹，可以透露鲁迅的心态及对其去留的影响倾向。2月他在香港的演讲题目是《无声之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都是尖锐涉及现实的批判性主题，大旨延续了新文化思想启蒙的价值取向。同时，对于未来包括革命现状有着深刻的洞察，谨慎的希望中更有一针见血的针砭。显然，他所看到的革命形势并不乐观。4月初，鲁迅创作完成了历史小说《眉间尺》（收入《故事新编》的《铸剑》）。复仇的主题将这篇作品的诡异、瑰异色彩渲染到了极致，古典韵味和现代审美修辞融于一体，决绝毁灭的激情增生出了改天换地书写人间历史的力量。说它是一部悲剧也罢，鲁迅在广州仿佛重新期待获得一种人生的刚猛精神，壮怀激烈，义无反顾，同时美感无限，凄美到了让天地变色。《铸剑》最近于《野草》诸篇的题旨和美学，可以探窥到鲁迅的心境、胸怀和气质。当月下旬，鲁迅编定了《野草》。《眉间尺》完成后数日，鲁迅应邀在黄埔军官学校做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包括文学与阶级性，成为广州时期及以后鲁迅有关文学政治性思考中的主题或核心之一。无疑，这其中深埋着他对于政治现状复杂性的强烈关注、辨识、批判，特别是多重思考的旨向，只是借着文学的题目发挥阐释罢了。连同7月下旬的广州夏期学术讲演会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都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 1927年8月11日

很多年前，我曾请教专治古典学术的朋友：新文化运动以来，是否还有一篇学术讲演能像或超越鲁迅这篇魏晋讲演在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思想性、审美性几乎所有方面的融通与成熟？朋友踌躇深思良久，回我说好像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魏晋讲演中的郁愤哀婉情感与潇洒反讽语调浑然一体，学术和思想的创见与时评和讽世的褒贬互相交和、相得益彰。全文完全就是一篇史上未见先例的议论说理讲学美文。讲演内涵和成文文体所显示出的深广度、美感度都难得其匹。虽说在他之前有刘师培所论（如鲁迅讲演中特别提到且高评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而在此后又有更为精深的专业研究进展，但一如《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位，这篇讲演在历史文献和人文精神的双重意义上已成一种绝唱。那么，这篇讲演的要旨、深意何在呢？或者至少，我个人如何理解这篇讲演的动机、意味呢？

前人已有不少论析，概言之，这篇讲演是在“清党”政变后的国民党势力核心所在地广州的机构活动和报刊上连载发表的。这注定了它的寓意曲折性和复杂性。鲁迅后来对老友解释说自己“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1928年12月30日《致陈濬》）。魏晋之慨何谓？由现实而溯历史，由历史再看现实，其实也不很难理解。核心不外于“权力易代”和党争、政变之乱造成的士人命运之痛。权力和士人向来都是一种双重关系，利益从来就无可分割，鲁迅魏晋讲演的重心则落在了后者的命运之慨上。在朝代、政局巨变即最为严酷、危险的社会动荡和国家政权争替之际，作为文化价值担当、道义良知中坚的士人和文学者的人生境遇、姿态宣示、命运遭际，就有着人格精神境界的鲜明昭示和终极评价的意义，其中寄托了鲁迅本人的爱恨情仇、内省抒怀——这是一篇鲁迅借题发挥、身心代入的传情言志、以学论政之作。新权力对于士夫知识人的迫害和杀害，后者的乱世应对之道；政治激变中的气节与道德，苦闷中无路可寻的彷徨，激愤中禁口难诉的痛苦，这一切都是现实再版的历史常态了。政治利益、道德信仰、宗法关系决定了易代和乱世之际士夫知识人的命运，悲喜交加。而此时此刻、鲁迅广州时期的特殊性又在于，中国政治和政局正在发生从传统士人（人伦）政治向现代政党（阶级）政治的转型，需要关注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与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政治形态属性的基本不同及其社会影响。鲁迅在前后过程中一直卷入了这两种性质的政治活动，并在其中形成、校正、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和立场取向。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甚至难免彷徨的过程。但在不久后即定居上海期间，鲁迅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定向和站位。

时事也罢，古人也罢，关于文学的政治动因的考察成为文学和历史评价的主要内涵及依据。知人论世而得其要旨，关键就在于此。也许，现实的，特别是政治的鲁迅就在这短短的广州时期得以破茧而生了——这是一种涅槃重生。政治成为广州鲁迅的核心词和关键词。此后的上海鲁迅或20世纪30年代、后期鲁迅，就从广州鲁迅这里重装出发了。

说到政治鲁迅这类概念，近年有年轻学者提出了重点阐释。语义上宽泛地说，政治鲁迅看是新概念，实为老观点。鲁迅向在政治范畴中。但论两者内涵和视野，则新老显然各有不同或侧重。新概念新在其广义的政治能指，老观点则多限于左翼政党所指，两者论域的展开视野很是不同，方法论也就必然大异其趣。这在鲁迅的具体阐释上一定会产生明显的分野和多义可能性。“政治鲁迅”的阐释空间无疑更有助于学术的开放性和论述的系统性。用广义性的政治之义来“命名”或释义鲁迅，我以为至少在策略上是一种智慧且合理的手段。这或也是当今时代的启示。它的价值并不因为与老观点的政治所指部分重叠而招致损害或削弱。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政治鲁迅的学术释义——政治鲁迅之政治，究为何指——必须具体论述、明确揭示其政治或者说鲁迅的文学化政治的过程与性质。这是很有难度的，既有研究能力所限，也有语境条件所限。从基本的文献和方法上看，其中就不仅有跨学科的挑战，还有跨文化的考验。在学术实践上，建立政治鲁迅的论述系统比提出这个问题概念要困难得多。有力拓展的成果还有待后续努力。（有关“政治鲁迅”之说，近著可见钟诚：《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本书使用“政治鲁迅”一词，主要取其普通之义用法，并非专门针对钟著概念及论域的展开。）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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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秦天柱       图源 | 网络